王泽山、侯云德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昨天（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火炸药专家王泽山和“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多牛？

也许很多人只是听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个名字，但是并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厉害。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主要奖励在当代科技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或社会效益的杰出科学家。自2000年奖项正式设立到现在，已经有29位科学家获奖，平均年龄超过了80岁，每位获奖者的奖金为500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只有非常顶尖的科学家才有机会获得这个奖项。

火炸药专家王泽山

火药曾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今天，仍是决定现代武器威力和射程的关键性因素。例如，飞机离开了火炸药，就不能发射导弹，坦克没有火炸药，见了面也不能开炮。

现年8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是中国火炸药学科带头人，被称作“火炸药王”。

为御外辱誓壮国防

1935年，王泽山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那时，东北大部已被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占据。

王泽山回忆说：由于国民被迫接受“伪满”教育，年幼的他以为大家都是“满洲国”人。但他的父亲却严肃地告诉王泽山：“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父亲的话深深地镌刻在他幼小的心里。从此，他暗下决心：“绝不做亡国奴”。

带着富国强兵的理想，王泽山在高中毕业后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时，海军、空军是热门，可王泽山却选择了最冷门的火炸药专业。这是一个研究领域狭窄、危险性高，被人们视作“一辈子也出不了名”的专业。“大家都不去考虑这些比较边角的专业，但我想既然是设立的重要专业，国家需要的就都需要人去做。”于是，王泽山成为唯一自愿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

【素材点拔】强烈的爱国心，一心报效祖国，是王泽山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动力。

科学匠心，一生只愿做好一件事

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国家每年都会有万吨以上的退役火炸药，而废弃炸药再利用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过去，我国以“火烧、炸毁为主”，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上世纪80年代，王泽山开始挑战这一难题。他带领团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攻关项目，下工厂、跑部队，攻下了一道道难关。一堆堆危险有毒的过期火炸药，变成了二十余种畅销国内外的军用和民用产品。这一科研成果不仅为国家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让青山绿水远离了火炸药的污染。

作为该技术的第一发明人，王泽山摘得1993年度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此后，他在专业领域内一次次攻克技术难关，在1996年、2016年两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再到此次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火炸药王”。

谈及自己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原因，王泽山认为：“我能在专业研究上有所成就，与恰当地估价自我、摆正位置、专注学问、舍得丢弃不无关系。” 在课题研究中，王院士懂得舍弃，不是什么社会活动都参加，他尽量减少和限制各种非学术活动，尽可能抽出时间专注于研究。

“自己这一辈子，除了还能做火炸药研究这一件事，别的都不擅长。我的生活已经跟科研分不开了。一旦离开，就会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王泽山这样说。

【素材点拔】专注是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事业上必须有所取舍，不能贪求太多。什么是匠心？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穷尽一生做好一件事，这就是匠心。

走自己的路，才能出高水平的成果

王泽山曾坦言：“不喜欢走别人走过的老路。”

科研上遇到难题时，很多人都习惯于参照国外的解决方案，但王泽山总希望走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

他告诫自己的团队：“ 一定要有超越意识，不能一味跟踪国外的路径，做简单的仿制研究，而是要做出真正有水平的研究成果。”

让他首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废弃火炸药再利用”，曾是世界各国都“头疼”的问题，而王泽山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让他三度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等模块装药技术”，曾是国外因无法突破技术瓶颈，被迫中断的一项研究。而他的技术方案，解决了这一难题。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怡昕的话说，王泽山的研究成果不是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领先。

【素材点拔】一味模仿别人，永远无法领先。只有勇于创新，才能超越他人。正是凭着这一理念，王泽山在科研上才能硕果累累，屡获大奖。

“病毒地狱”的守门人侯云德

2003年的“非典”之后，我国再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国人觉得“突发传染病”似乎离自己很远。

然而，在这风平浪静的表象背后，其实经常有暗流涌动。H7N9、中东呼吸道综合症、西非埃博拉病毒……这些凶险的新发病毒都曾有可能在我国传播、爆发。由于我们织就了一张传染病综合防控的大网，抵挡住病毒一轮轮攻击，才得以让瘟疫消弭于无形。

侯云德院士，正是编织这个大网的功臣老人，有人把他形象地称为“病毒地狱”的守门人。

为国为民有担当

2003年“非典”爆发时，由于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尚不完善，导致病毒大肆传播，全国上下应对非常被动。

疫情过后，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的侯云德开始反思。痛定思痛，他提出建立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战略思路，并且勇敢地挑起了“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技术总师”的担子，带领全国卫生系统发起对传染病的“反攻”。

至今，同事们还在感佩侯云德的勇气：“传染病专项的技术总师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工作，病毒汹汹来袭，能不能尽快搞清楚，能不能赶紧控制住，能不能为人民负责，可谓‘压力山大’！”

10年来，他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传染病综合防控网络体系”。通过这张网络，能够在72小时内对大约300种病原进行确认，对未知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从而使我国得以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没有侯云德这样的民族脊梁，就没有我们幸福安宁的生活。

【素材点拔】做国家传染病防治的带头人，就意味着把十几亿人民的健康安危担在肩头，这个岗位的责任和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林则徐有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这种为国为民勇于担当的精神，让侯云德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重担。

乐于分享无私心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有媒体让侯云德谈谈感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我只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语调平和，言辞简洁。

侯云德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更很少谈论自己。发表论文和报送奖项时，他总把学生的名字写在前面，自己的名字写在后面。参加会议或接受采访，他总是把发言机会留给后辈。

1980年，侯云德从加拿大考察回来，带回一些基因工程研究必须的酶试剂。这些试剂国内不能生产，又无法直接向国外购买，可以说比金子还要贵重。但他当即写了一份报告交给所领导，表示愿意在节约使用的原则下与其他研究室共享。这份报告让领导感动不已。

1982年，侯云德掌握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去学习。他总是热情地传授，从不留一手。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很不屑。“保持优势不能靠把持技术，要靠不断创新再创新。”侯云德这样说。

【素材点拔】有超群拔类的智慧，才能在科研上取得大成果；有大公无私的品德，才能在事业上开创大格局。为国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往往是智慧和品德集于一身。